近年来，国企与民企关系备受瞩目。处理好国企与民企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的重大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国企改革，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整体改革具有风向标意义。

  由于国企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国企改革在各个历史阶段始终充满争论。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如何突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圳的经验无疑是极具价值的：

  • 深圳国资总额超过5万亿，相当于整个东北三省的国资总量70%。深圳市国资效益高达全国平均国资收益率的3倍以上，2021年深圳国企净利润相当于黑吉辽蒙晋豫等十三个省总和。深圳市国资委主管的企业，有1家进入世界500强，5家进入中国500强；而整个东北三省的地方国企，仅有1家进入全国500强。2020年深圳市属国企为国家上缴税金达993亿，大概是吉林省属国企的15倍，或者是八个省税金的总和。更重要的是，深圳不仅有高效益的国企，更有华为、腾讯等中国最成功的民企，以及万科、平安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于1983年组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986年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1990年国企率先上市，1992年率先成立国资委，1995年制订全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张思平的学术背景，对其改革生涯助力不少。张思平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工业经济研究所首批研究生之一，师从马洪、蒋一苇等经济学大家。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工作5年后就被破格提拔为副院长，成为该省最年轻副厅级干部之一。

  1988年海南建省，张思平被推荐给首任海南省长梁湘，受命组建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张思平再蒙马洪推荐到深圳担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不久升任市体改办主任。1997—2003年，张思平赴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2003年又回深圳担任副市长，分管国企国资改革。

  2022年12月，张思平出版《深圳国企改革四十年》，对深圳国企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是研究国企改革的宝贵教材。

  深圳国企改革绝非一帆风顺，其中交了不少学费：全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之一南方证券被关闭重组，深发展银行、深圳城市商业银行被收购，深圳信托出让给央企华润等等。

  20世纪末、21世纪初，深圳国企陷入困境。到2002年仅市属一二级企业就达2000多家，其中85%属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工业、商贸、旅游、地产等所有的领域均有涉及。国企盲目扩张，发展失控，过度多元化，甚至会出现5级企业。国企亏损面一度达42%。南巡中视察的深圳明星企业先科集团，十年后竟然资不抵债。2002年，深圳仅核销三家国企（特发、先科、外贸）国有资产损失就达30亿。

  市政府被迫抓大放小，市属一级企业从126家降至60家，职工从40万降至20万人。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有经济比重达降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深圳国企布局发生了深刻调整。2002年，深圳国企70%的利润来自基础设施领域的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机场集团和免税集团。

  2003-2005年，深圳队国有经济布局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市属国企基本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是深圳国企改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国有资本主要聚焦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占比由2003年前的40%提升到2005年67.36%。

  2002年深圳市属一级国企53家，到2005年改制退出或债转股的达38家，占比3/4。改制退出资产300亿，涉及员工占比2/3。90年代中期，深圳国企职工占全市就业职工45.3%，如今占比只有5%。2018年，国企占深圳进出口总额4%。

  这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不仅对国企自身，而且对深圳整个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

  第一，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国企，国企凭借优惠政策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既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又挤占民企发展空间。

  第三，从结果上看，深圳经济在2003-2013年连续十年保持两位数增速，使深圳崛起为特大城市和创新中心城市。目前深圳有1.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万家不同规模的科技型企业。深圳全市1.5万家高科技公司，市属国企不超过100家，全市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几乎都来自民企。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早在1994年就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为解决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高新投”，1999年设立了全国当时顶级规模的创业投资公司“创新投”。

  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是深圳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并创造业界奇迹的基本因素；国企退出工业领域，使深圳成为全世界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国企退出科技领域，使深圳成为全世界创新中心；国企退出商贸物流领域，使深圳成为亚太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国企退出建筑施工领域，使一座座高楼在深圳拔地而起。

  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划拨大量土地给国企，使国企后来坐享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巨大红利。尤其是2015年以来，土地和房地产升值成为国企利润的重要来源。例如深南油，80年代从政府获得20平方公里土地，比蛇口工业区大一倍，但到了21世纪初，企业却资不抵债，不得不改制退出。

  2016年前后，市政府利用财政结余一次性注入国企资本家达3000亿左右。深圳市政府还把特许经营权基本上无偿配置给国企，成为国企利润的重要来源。

  过去，为了支持国企，政府有时直接给银行下达指令，有时以政府信用给国企担保，有时利用政府资源给银行补偿，有时甚至直接让国企担保。结果，国企从银行获得数量巨大、利息更低的贷款资源。银行给民企贷款利率通常比国企高1/3。

  2003年深圳国企改制，核销不良资产超过百亿，远超过多年来这一些企业的利润总额。

  凭经验估计，真正靠国企自身积累的净资产，占1/3左右。深圳市属国企总资产回报率远低于银行给国企平均5%左右的利率。

  1、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这得益于三项基本制度。1）以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3）政府职能转变，逐步减少对国企经营决策的干预。

  2、股份制组织形式。2004年深圳对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领域的国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3、保障服务的功能定位。国企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发挥啥作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深圳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集中于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发挥了保障作用。

  4、以产权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在“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方面做大胆试验。

  5、与市场接轨的内部机制。企业机制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将国企干部员工推向市场，是对国企利益格局的调整。深圳国企内部机制改革的任务仍十分艰巨。1993年，深圳全面取消企业行政级别；2003年，深圳市政府授予深圳机场集团等5家大型国企国有资产经营权，独立行使重大决策权、人事管理权、资产收益权和资产处置权，重大决策只需报国资办备案即可。对公司主要领导人员，国资委改变单纯行政任命办法，改由国资委领导、社会各行业专家组成的提名和评价委员会进行考核任命，副总及以下人员，则可以由董事会决定。

  6、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在国企决策中，既按照股权比例保持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股东会、董事会为决策中心的优势，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在管理人员选聘中，既坚持董事会市场化选人用人的现代企业制度优势，又通过不同方式征求企业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国企实现政企分开困难，除了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外，也与认知上的束缚有关。例如，把国企作为执政基础；把国企看成稳增长、宏观调控的载体；把国企当作解决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的平台等。

  深圳经验表明，不在理论上撕掉“所有制标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深圳经验表明，民企、国企都是党的执政基础。深圳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国企为保障的所有制结构，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可见，不同所有制的比重高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深圳高科技企业中98%是民企，民营经济对深圳财政收入、GDP和就业的贡献都在90%左右。深圳经验表明，民企在研发成本、成果市场化应用等方面比国企更有优势，创新动力更足、成本更低、效率更加高。与民企相比，国企存在效率不高、动力不足、机制不灵活、创新力不强的弱点。

  民企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他们拥护党的领导，民企党员占深圳党员总数1/3以上，民企也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民营经济的发展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否认民企是党的执政基础，把发展民营经济当作权宜之计是错误的。

  深圳国企做到了“以退为进”、“退一步海阔天空”。1979年至2020年，深圳国有经济以年均28.7%的速度，实现了总资产增长2.5万倍。

  参考资料：王明远，深圳的国企奇迹：读张思平《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财新网。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马斯克指示特斯拉员工：交车时必须带客户体验无人驾驶！车主可以1.2万美元购买FSD功能

  被华为超越！戴尔电脑中国销量大跌44%：越来越没人买了！联想市场占有率38%排第一，销量下降19%

  马斯克收购后，X平台美国使用量暴跌23%？马斯克：用户数量真正大幅度地下跌的恰恰是这些主流媒体

  海外网友热议TES击败NIP：369仍是世界第一上单！Tian是TES最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