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会在2月27日召开，国企改革重大问题得到进一步明确。下一步国企改革围绕核心功能问题，还有三个问题要明确，这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
前天，《华夏时报》《中国日报》《环球日报》英文版记者相相继采访了我，让我谈对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会的理解，我习惯于抓“树根问题”而少抓“枝叶问题”的，重点提出一个观点：国企改革进入以核心功能为主的新阶段。
最近，有三个会议与文件精神必须要格外注意，一是1月28日国资委党委在《学习时报》的文章；一是2月27日国企改革推进会精神；一是2月28日分管国企改革的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在国企论坛上的讲话。从整体上看，国资委对国企改革的重点已经转到了以国有企业核心功能为主的思路上来了。28日的会议，王宏志总结2023年是从四个方面讲的，提法与前几日新闻发布会也有变化。对2024年，王宏志是这样表述的：
2024年是深化提升行动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攻坚之年。国务院国资委将持续深入推动深化提升行动落地见效，坚持将功能使命任务和体制机制任务两手抓，以功能使命类任务引领体制机制类改革，以体制机制类改革支撑功能使命类任务完成，形成深化改革组合拳，确保年底前完成70%以上的改革主体任务。
显然，走到以功能使命性改革为主的路上并不是特别容易。党的二十大召开快一年半了，终于把焦点聚焦到核心问题上了。反映出我们的国企改革艰难探索而逐步形成正确决策的过程。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行将结束的时候，在国资委和舆论阵地上有三种议论：一种是新一轮的改革是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缺哪一块补哪一块的意思；一种是让国企改革有形有神，实现由“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一种是专业化重组是国企改革主要方向，当时也有的说是世界一流的创建为主。时间才过去一年，这些议论，大家是都应该能记得的。特别是搞研究的人，是清清楚楚的。
我当时明确否定了这些提法，我认为这不是新一轮国企改革，是老一轮国企改革的继续。新一轮改革思路没形成，目前是过渡阶段。这一段时间要持续半年。这种判断，我是写了文章发表的。
党的二十大召开第一天，我在九间棚山上回答几家记者的提问，我认为国企改革主题出现重大变化，当时报纸刊物发表了我的看法。我的观点依据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主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主根主干不是市场经济（虽然仍然包括市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改革的统领地位将让位于国家战略功能的改革。
2022年10月26日，二十大报告全文公布的第二天，我在浙大城市学院做了一场报告，内容是《国企改革的主题出现重大变化》。因为我在“树根”上看问题，看到的是“这一棵树”，而不是”那一棵树”。新的时代使得国企改革主题发生明显的变化。我的这种观点处在孤掌独鸣的状态，属于“一人之愕愕”。所以，我写文章认为当时的国企改革“是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就是新的思路还没形成的阶段。
重要转折点是2月12日《求是》发表的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选了一部分。讲国企改革的问题是“根据形势的变化”，重点是“核心竞争力、核心功能”。
显然，这样一个时间段国企改革的口径终于与二十大精神衔接起来了。当然，这是的讲话统一了思想。
以后的日子，国资委连续发表文章。这些文章首先是具有表态的作用，但是对国企改革到底怎么定位，似乎仍然在探索之中。这当然也需要一个理解过程。
第一，国企改革的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市场经济，这就划分出中国改革和西方改革的区别。当然，市场经济仍然是重要内容，但是属于“树枝”而不属于“树干”。
第二，国企改革应该核心功能在前，核心竞争力在后，功能决定竞争力。功能是解决国企干什么的问题，竞争力是国企有什么本事的问题。核心功能不明确，谈什么核心竞争力。车向哪个方向开的问题不解决，你开得越快越出问题。
第三，新国企的标准，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虑。北京开了十多场“新国企”的论坛，我因为在山沟里没有参加会议，不能在会上表达观点。于是我写文章提出了对新国企的标准要认真思考，要琢磨一下。实际上，新国企一定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问题，如果背离了中国式现代化，那我们可能会出问题。方向问题，立场问题，原则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这是马虎不得的。
从党的二十大以来，作为一个学者，我发表了许多关于国企改革观点，在这三个方面，显得突出。
现在国企改革走到这一步，证明我的孤独的研究与率先鸣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也是过得硬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2023年6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年)》，标志着继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之后的新一轮改革真正开始启动。以增强核心功能为目标，更突出功能性改革任务，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亮点。
2024年1月24日，国务院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从改革任务来看最重要的包含体制机制改革任务和功能性改革任务两大类。
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学习时报上的署名文章《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国资央企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局面》共四个标题，第一个标题是《聚焦更好承担功能使命，坚决有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突出了功能使命。而第四个标题《聚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打造现代新国企》，但是没有再讲原来说的“四条”。
27日的国企改革推进会的精神和28日王宏志在论坛上的讲话，是最新精神。整体上看，国企改革解决了三个问题。
首先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主题也是背景，已经很明确。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强大的决定力与影响力。二十大以后的国企改革，主题明确，主线明确，主调明确，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国企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分主题而不是总主题。重点是功能性改革，重点是解决需要国企干什么，然后向这个方向改。
再次，是现代新国企问题。过去讲的，几乎无一例外地围绕“打造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去发声。很多会都讨论了。但是这次国资委会议上没有重复这四条。国资委党委在学习时报上的文章讲现代新国企的段落，也没再次出现原来的四条。
我住在深山里做的研究，在主体问题上我都说对了，说得早，似乎有点不太合群，但是结果证明我在这三个问题是说对了、说准了。是不是起作用，也许起了。
国企改革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国企的功能包括行业引领、战略安全、国计民生、社会服务，这是国企的功能，不是核心功能。核心功能应该说在战略安全和行业引领。
后来的讲话中曾经讲到科学技术创新、行业控制、安全支撑这三句话，目标是明确的，就是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的策略。国家战略是一个中心，立足三点，就是“一心三点”。当然，核心功能的明确，还需要做具体分析，细化一下。
首先是目标体系要确立，其次是目标体系的差距要找出来，当前改革主要是改哪一块要确立。再次，是考核标准要确立。显然，现在这个标准还在探索之中，还没有拿出来。现在讲企业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品牌价值等5个方面价值。其实，重点抓好功能价值抓好就不错了。面太宽了，容易分散，导致重要的重要不起来。
现在的新国企，是二十大以后提出的新国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国企。就和讲的国企改革不能改小了，改没了。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等等，如果把这个丢掉了，确实牵涉到方向、原则与立场问题，我们的改革不能用西方的企业标准来套，这是要命的问题。
做智库的人，也有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问题，体现在研究思考的能力。研究问题有引领式的、预测式的、纠正式的、解释式的、论证式的、辩护式的、执行式的、资料式的，各个层次承担不同的责任，因此发挥功能就不一样。在内容上，有树根式的、树干式的、树枝式、树杈式、树叶式的，能力与作用也不一样。在思维上，也有创新式的、守成式的。
我的研究有树根式的，引领式的、创新式的特色。因此，常能第一个发言，抓住要害，与众不同，经过事实上恰恰是正确的，对国家有用，这是我曾经确立的标准。在新一轮国企改革中对上面三个问题的先行认识与率先发声，说明我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常常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原因终究是学习不够。许多属于枝叶方面的内容，我回答不好。
如果说研究者要提高素质的话，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领悟与深刻理解，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理解。这个，就不展开说了。
春节后的首个工作周，国务院国资委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多个重要会议。其中，关于国企改革和AI相关的会议尤为引人关注。
2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2024年第一次专题推进会上明白准确地提出，2024年要完成70%以上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这无疑为央企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针对国企改革特别强调了“功能使命类改革任务”这一新概念，并指出这与传统的体制机制类改革任务有所不同。
李锦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以核心功能为先，核心竞争力为后，核心功能决定核心竞争力。
“国企改革应以功能使命类改革引领体制机制类改革。对于新兴起的产业、科学技术创新和安全支撑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应及时推进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李锦进一步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说，当前稳预期强信心，进一步夯实中长期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基础，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不能离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国企改革，一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今年的70%以上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主体任务，更是对国资国企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对于2024年的工作安排，国资委副主任王宏志表示：“完成70%以上主体任务约束要硬、发力要早，要尽快明确70%的衡量标准。关键是70%的衡量标准要与2025年全面达成目标相衔接，前瞻性做好通盘考虑。要突出抓好实施方案和工作台账，要靠前安排重点难点改革任务。”
这一目标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发展，更与国家整体经济战略布局息息相关。如何完成这一任务，考验着每一家央企的智慧与能力。
对于下一步改革任务的推进方向，王宏志指出，功能使命类改革任务要找准行动方位、强化考核引导；体制机制类改革任务要形神兼备、更广更深落实；功能使命类改革任务与体制机制类改革任务要统筹推进、形成改革组合拳。
李锦表示，体制机制类改革也应为功能使命类改革提供支撑。通过优化组织架构、引进人才和完善创新合作机制等措施，为功能使命类任务创造有利的要素和体制机制环境，从而更高效、更大空间地完成这些任务。
李锦指出，在实施过程中，目前主要聚焦于核心功能的解决，而核心功能重在投资。投资问题是资源配置结构调整的关键，它体现了未来的趋向。
谈及结构调整时，他还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当前应更注重投资，特别是从积极、主动和容易形成突破的方面入手。如果能在今年解决核心功能问题，明年将更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围绕核心竞争力展开工作。
新华社高级记者。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国企管理智库副理事长兼首席专家、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等。
重点做企业理论政策研究、课题研究、经验总结工作。十八大以来，解读70多份党中央、国务院与国资委企业文件与会议精神，去年接受各个媒体500多次采访。被舆论界称为“中国国企改革舆论旗手”“国企政策新闻第一解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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