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线月召开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改革的路却非一帆风顺。尤其是20世纪最后10年，一场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我国也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冲击力。

  此时，亟待一位具备坚定信念、具有强大魄力的领导者对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他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庄严宣誓：无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理口中的“地雷阵”，是当时已形成困局的国有企业和中央冗余机构。

  一是国企改革，实现三年脱困，并在后续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二是金融改革，由央行强化管理，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也是三年完成；三是精简改革国家机构，改革期限也是三年。

  总理对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样摆脱困境问题信心满满，决心十足，他提出假如三年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那么他将辞职以谢天下。

  继92年南方谈话之后，信贷投放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高峰。资产增速持续保持高位。然而92年至96年之间，大量低效产能持续积累；体制的障碍又导致去产能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

  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和银行坏账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产生不少外债，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在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同样凸显。国有重点行业范围较大，但政府可提供支持的能力却明显不足；第二政府缺乏推行产业政策的有效手段，各部门之间协调协同困难，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改革的动作幅度相当有限。

  为此，总理付出了十足的精力。他在参加湖南代表团在人大会议上的讨论时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从直接管理转向监管和支持，逐步实现国企的盈利能力，进而达到自负盈亏的理想状态。建立好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企业和职工的生存生产。

  诸城市市长陈光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了对市内282家国有公司进行改革，推行“股份合作制”，给予职工股份，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支持者反对者皆众。

  对此，他建议可以暂时不实行分红，将这部分资金作为职工和国家股的复投扩股留在企业，作为积累资本。同时考虑可通过这部分集资降低负债比例。后来诸城市按照总理的建议，吸纳社会资本进行参股，转让银行贷款进行扩股，使企业活力进一步被激活。

  对此，总理在对国企现在的状况进行分析后。他信心满满地提出：“我们已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同时严格进行项目审批，杜绝重复建设；调整产业体系，对国企进行大量关闭、停产、合并、转产。暂停目前冗余的生产线和资源生产，如辽宁除一个铜矿外，有色金属矿全部要求关停。

  改组国家局，撤销原先煤炭、机械、冶金、国内贸易、纺织总会等总计10个部级经济部门，精简结构，归属国家经贸委管理。

  选取了问题最重、改革最难的纺织业作为突破口，在全国范围内，综合运用了经济、法律等行政手段，取得经验后迅速推进至制糖、煤炭、建材等行业，将一大批落后设备、技术淘汰，全力发展引进先进工艺，并将原先过剩的产能进行缩减。

  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稽查特派员的职权范围，包含了可对企业账目进行独立审核，并根据经营业绩对企业领导班子提出任免建议，这就保证了企业领导班子的廉洁和才能，贤者居上。

  “债转股”、发行国债并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同时他还提出，实现三年脱困目标时，还要一举打破电力、电信、石油、军工等国家支柱产业的垄断局面，实现拆分重组，促使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能充分参与市场化竞争。

  90年代纺织行业的地位相当于现今的煤炭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从1980年起，纺织行业产值长期占全国经济首位，由纺织行业领头的轻工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截止至90年，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纺织品生产国，每年产值占全球1/5。

  若是在改革最艰难的纺织行业有所突破，改革的经验也会更加珍贵，别的行业就有了更强的信心去进行改革，从政治意义上来讲，选择纺织业进行改革是最为合适的。

  纺织业的改革进程之中，国家通过财政手段提高了不少支持，以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为例，每淘汰1万锭，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150万元，总计补贴300万元。

  最后以行政约束的方式，控制新增棉纺的生产能力。这样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大力推进纺织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谓颇具成效。

  国有工业公司数量急剧减少，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数量就从11.38万降至6.5万，减幅达到42%。

  亏损企业数目和数额减少，利润比上年减亏26亿元，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基本实现减亏30亿元的目标。

  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和大规模剥离银行坏账。财政部对资产管理企业来提供资本，央行发放再贷款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资金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金融债，同时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帮助银行进行债务重组。

  尽管国企改革去负利率效果非常明显，劳动效率也大有提升，但大规模的职工失业再就业难度依然十分巨大，平均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内需减弱，对改革进程中的国企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造成社会的极大不稳定。

  国企改革启动之后，数千万职工从国企和集体企业下岗。一时间，内退，待岗，，停薪留职，进再就业服务中心……成了那一年普通人的隐痛。

  1997年，国企改革启动前，总理就发表了讲话，强调要靠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鼓励兼并等解决下岗职工难题。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99年，总理在一次讲话上将这样的一个问题再次抛出，提出要将这“两项确保”落到实处，保有下岗员工的基本生活，确保养老金、失业金发放足额。

  《花开不断》。后来，这家小小的包子店发展成为福州当地颇有知名度的餐饮连锁企业。

  2001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总理宣布国企三年脱困任务基本完成。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计划经济至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矛盾基本化解。这场改革在后来的评价中，获得了较高的称赞。

  此后，得益于入世后带来的巨大冲击，国企加快了建立现代化其企业的步伐，建立了现代企业经营模式，竞争力逐步提升，服务、价格和质量也有所上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1996年，总理的恩师袁宝华在八十大寿之际题诗《八十述怀》，写道：“少壮常怀济民志，垂暮犹存报国心。”和诗，盛赞老师“赤臣谋国志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