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想来杭州的愿望已有很久了，她一面答应着，一面又有所犹豫。我察觉到她的顾虑，就说，“我或者妹妹会给你买票，不需要过多的担心。”

  这个决定是母亲深思熟虑后才做的。因为乡下有菜园、有田地，有房子，更有她的左邻右舍。比如门对面的先营妈，母亲见她面就叫婶娘。两人见面就是家长里短，有半天好说道。什么一队田家的儿子睡到半夜突然人就没有了，不了解什么病，才17岁；三队的老麻，入赘女婿还不干正事，赌博把儿子都当了……

  母亲想到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女儿读中学的学费，小儿子读小学的费用。如果靠卖稻米卖番薯，卖猪卖鸡鸭能很快变现，那就是让她去城里她也不会去的。但是出现这样的困境。她也是没办法的。

  母亲已经做好打算，她把田土租给了本队的一个叔伯兄弟，每年一共500斤粮食，其他土地产出都归承包人了。母亲带着她的儿女们，背着背篓进城了。

  在县城的机械厂宿舍，母亲很快将小家打扮了一番。40平米的小房间隔成了前后两个空间。前面的地方设了上下铺，供弟弟妹妹住。后面的空间摆一铺床，她和父亲住。至于我，上大学回家时间不多，回来了也就借别人的房子住一段时间。等我上学了，就退给别人。另外就是阳台上放着煤炉，煤球一般是自己买煤灰和着泥巴做的。我看见父亲下班时和泥，然后用打煤球的盒子来一个个做。煤球做好了，中间12孔。因为泥放得多，生炉子烧起来比较难。那时候，要准备炉子，火钳，柴片，废报纸。如果出现煤球熄火，父亲就点燃报纸，放上柴片，等到烧起来后，上面架一个煤球，等着把湿气烧干，煤球一点点燃烧。煤炉子往往只备一个。一个煤炉每天烧三只煤球。一个月下来就得90只。开始父亲每个月能领到单位发的50只煤球票，另外就只有买高价煤票了！我也曾经去煤场挑过煤球。比送来的价格实惠公道很多。挑着70斤煤球过街穿巷，有时会把我的双肩磨肿发红。

  母亲虽然心痛，但比起乡村阶段的困境，总归是一家人在一起过好，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节省。

  她每天都是晚睡早起，早上6：30她已经在进城的桥边等着乡下人来买葱。她用手头的30~50元钱买到6~10斤葱，然后到市场和别人拼摊位。一个月交2~3元卫生管理费。这样，母亲把葱分成小把，两毛钱一撮。有时候碰上饭店大主顾拿货，一下子拿掉10斤，按8元每斤卖掉，就能赚30元。运气差的线天才卖完。葱也黄了。她就只能亏本。这样，母亲一个月挣300~500元。随着改革开放局面的打开，母亲发现她挣的钱已超越了父亲。

  我们家过苦日子的时候也是有的。某一年母亲去收葱，碰到一个自称是家里遭遇变故的人。说自己的一个宝贝准备卖掉。打开一看，是一个玉镯子。问母亲要不要。母亲很相信这个人，和他砍到了3000元，这时，另一个干部一样的人刚好走过，看到这边的情景，马上看了一下，说这个是真宝贝，价值一万。便准备拿出钱要买。后来，母亲赶紧跟那个人说，自己已经谈好了，就那个价格。那人说自己也是讲信用的。决定卖给母亲算了。

  母亲回到家，偷偷拿柜子里攒了2年的3000元钱，买了一件“宝贝”——一副玉镯子。

  果然，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过。母亲觉得城里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坑好让人上当受骗。她在伤心好一阵子后，又向别人借钱来做小葱生意。

  母亲还在家属院的一个角落里继续养猪。这样保证我们过年时还能吃上腊肉，还能卖掉猪来挣钱。时间一长，母亲摆脱了心理阴影，重又恢复了信心。用她的话来讲，就是莫轻信大街上那些骗人的把戏。因自己也是卖菜生活的。

  1992年国企改革后，父亲所在的县机械厂开始国营向市场方向转化之路。父亲没有被组合进去，等于就是要宣告下岗了。我虽然分配了工作，但是工资不高，一个月120元，在一所乡镇中学教书。父亲下岗，母亲很着急，父亲沉默了，这一条消息无疑是爆炸性的。他想不明白自己从长沙电力企业转调到凤凰机械厂有什么不对。母亲一个晚上也睡不好觉。第二天她打听到机械厂舒厂长下班的时间，就在门口等。舒厂长出来时，母亲便拉着他，说自己是老周家属，老周人老实巴交的，不会说话。但念他为国家工作贡献了一辈子，国家应该帮帮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我是乡下妇女，也从来不会讨好领导，孩子们也都在念书，家里那么困难。舒厂长求求你，帮帮忙吧。母亲说着便跪下了。母亲又说，我家大儿子还是你夫人的学生呢。舒厂长爱人是英语老师，初中时教过我。听了这些话，舒厂长赶紧把母亲扶起来，说周大嫂你起来。有事情好商量。母亲说，即便老周50多岁了，他做不了钳工，烧锅炉，搞卫生，看传达室也是好的，厂长您就考虑一下，老百姓不容易的。舒厂长说行行我们考虑一下。

  因为母亲的挽救，总算把父亲从危难中解救下来。厂里通知3个月未上班的父亲回去上班了。那一年年底，母亲卖完葱，背着背篓从外面回家，她高兴地说，看我买回来什么，母亲将背篓放下——一台九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我问母亲多少钱，她说520元。她钱不够，就向卖家电的她的小学同学陈姐借了300元，几乎是赊账买来的。就在那一年，我们全家看着春晚，听着董文华唱的《难忘今宵》度过了一个波折而又最终变得平安的年夜。

  时光飞逝过了6年，父亲退休了。弟弟妹妹在厂子里上班，初中未读完的弟弟顶了父亲的职，被招工进机械厂上班，妹妹高中毕业，也在厂子里学徒。在决定谁顶职的问题上，母亲做得很民主。她征求妹妹意见，妹妹说弟弟是男孩，将来要继承家业，传宗接代，就把这个指标给他吧。母亲非常欣慰，为了补偿妹妹。说咱家分到的房子将来给妹妹做婚房。妹妹说不用的。母亲停了停又说，那咱们家就在县城里建个房。

  2003年，母亲一边做生意，一边谋划地盘。她通过蔬菜队的朋友买到了一块县城里凤凰路金龙巷里的地，价3万元。她和父亲请人整屋场，修起了地下室和第一层房子。那时候，机械厂宿舍已经拆建。妹妹和弟弟在机械厂停工后先后到浙江温州、义乌等地打工。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商量竖屋的事情，得到朋友们支持。这些朋友中有泥匠木匠装修工，母亲请他们帮忙，又把分给职工家属的50平方米商品房变卖，拿到4万多元，妹妹又赞助了3万元，加上家里的积蓄，一共花了13万元，建起了6层楼的新屋。为了修这幢房子，她和父亲熬白了头，2007年8月，经过4年努力，终于看到了这幢房子在天下凤凰大酒店围墙外，靠山而建，巍峨矗立。母亲觉得颇有面子，这是她和父亲愚公移山的结果。

  我们从外地回家，看到这高高大大的房子。心里也特别高兴。这幢房子的修建我没有出过一分钱，因为当时在杭州买房还贷，日子犹艰。母亲叫弟弟不要向我们伸手，说你哥在杭州发展，将来不一定回家，就不要麻烦他出钱了。

  2015年10月，劳碌的父亲查出了癌症晚期。母亲尽心尽力照顾父亲。3个月后父亲咽气时说了句：“麻烦表妹了。”头一歪，从此告别了母亲。丧事办完，母亲很落寞，说你父亲在时，总是和我抬杠，如今没有人来念我紧箍咒了！

  我们也都成了家，各自生活着。前面写到母亲来杭，后来她终于参加了一个旅游公司和茅台集团搞的免费乘机活动，母亲来到杭州了，我知道她是为了给儿女省钱。她在我们陪伴下去了灵隐寺等地玩，母亲说对杭州印象不错。但是住了一段时间，她又想家了，要回去，说家里宽敞，爬楼梯比坐电梯健身。确实的，我老家房子一爬五六层楼梯，老人家说习以为常了。另外，她说弟弟的孩子需要去接送，孩子上幼儿园了。

  我送母亲走的时候，母亲说家里的房子有5楼一层是分给我的，她跟弟弟妹妹说过了，有空让我可以装修一下，以后退休也有去处。我听着眼泪就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