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是大家在新闻报道中常听到的词，在股市上，也经常炒国企改革的概念，那么究竟国企改革是怎么一回事，为啥一直在改革？到底在改革什么内容？这期节目，我们就从头梳理一下国企改革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国企改革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1949-1977年的起步阶段，1978-1992年的局部探索阶段，1993-2012年的整体创新阶段，以及2012年至今的分类改革阶段。

  1952年，政务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发布了一条政令，《关于各级政府所经营的企业名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凡中央五大行政区各部门投资经营的企业，包括大行政区委托省、市代管的企业，称为国营企业；凡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投资经营的企业，称地方国营企业;政府与私人合资的企业称公私合营企业。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从国有资本构成来看，大概能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通过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而形成的。这一部分大致有100多亿元的规模。

  第二部分，是来自不同阶段革命根据地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国有经济。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初步建立的国营工业、民用工业、商业等。

  第三部分，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国有企业。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许多非公有制性质的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

  第四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新建成的一批国有企业。“一五”期间，大概有1万多个国营工矿建筑设计企业开工建设，这中间还包括了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694个限额以上建设项目。

  第五部分，是一些外资在华企业被转让、管制和征用（包括了苏联管理企业的移交等）也转化为国营企业。

  1958年、1970年，中央先后两次把国有企业下放给地方，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但效果并不明显。错误追求国有经济比重高度单一化，这种“体制崇拜”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人财物由政府统一调配，企业丧失了自主权，政企不分、体制僵化，普遍形成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现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不高，财政负担日益加重。

  1978年，工业领域亏损40亿元，其中国营小企业造成的亏损就有22亿元。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反过来扭曲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这时候，迫切地需要国企改革。

  1978年是历史上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经历了上山下乡，大批知青重返家园；这一年，中国经济做出历史抉择，改革开放开启征程；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百万青年重回校园；这一年，喇叭裤、迪斯科、披肩发风靡全国；也是这一年，国家财政连续两年出现赤字，启动了国企改革。

  当时的国有企业和其他集体组织，过度追求，没有实行按劳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积极性差，生产效率低，大锅饭问题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当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叫做“打破大锅饭”，这其中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改变分配制度，另一层是改变用人制度。

  最典型的的就是1978年夏秋之交在安徽凤阳点燃的星星之火。当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有要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思来想去，办法是不吃大锅饭！

  12月一天夜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在村里一间屋里，神态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到会的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小的契约，却预示着农村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对这个冒着身家性命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严队长来说：这是逼出来的，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安徽凤阳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来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只有打破了大锅饭，让拼搏奋斗与自己的收入挂钩，才能激发工作热情。之前的大锅饭时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谁也不会拼尽全力。

  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指出了当前经管体制的主要弊端，就在于过于集中，因此要充分的发挥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最初的改革试点从四川开始，后来扩展到北京、上海等八个地方。随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公司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5个文件，下放自主经营权，从以前虎妈猫爸式无微不至的教育转变为放羊式的自由发展。

  时间来到1981年，受到农业领域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启发， 4月召开的全国公交会议上提出在公交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并随之推广到其他工业生产领域，所有的国有企业全方面实施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从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国企的积极性。

  1986年开始，国有大中型企业先后实行了两轮承包制。在国有企业的管理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变为厂长直接负责制。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公司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提出“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在国有公司进行扩权让利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日益严重，为了遏制这种不良现象，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1988年1月成立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按照“统一领导、分类管理”的原则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国资管理体系，同时向国有重点大规模的公司派出稽查特派员虽然这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是通过持续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来推进改革。

  但由于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方向不明确，此阶段的改革也只是一种局部性的探索，无法从根本上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做调整，这就使改革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政企框架内，没办法实现根本性变化。以往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机制不活、效率不高等普遍性问题并没有正真获得根本性解决。同时，国资监管效率由于受到“九龙治水”的影响 而难以提升。这就要求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更好地回应时代的要求。

  1993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就是国有企业一定要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并且实现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发展，这就要求国有企业一定要进行整体性改革，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有一个大的转变，以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所以，十四大就提出来，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就为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的改革指明了具体方向。同时，也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国有经济的改革思路。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结构、企业组织架构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从此触发了国企兼并重组的启动按钮，至今也未停止，让国企长期处在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滚滚浪潮之中。

  1997年9月，也就是香港回归的两个月后，党的十五大召开，这次又强调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还强调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通过组建大企业、大集团，兼并破产、改组联合、债转股以及加强管理等措施，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但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当时发现，有的国企与外商合资合作,在立项时或者不搞资产评定估计,或故意低估资产价值；还有的国企被个体户、私营企业买通，采购时内外勾结，高价采购一些多余的备品备件。从此引发了国有资产如何有效监管的问题。

  由于对国资监督管理的机构地位和作用存在模糊认识，导致了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时候将国有资产管理局并入财政部，随后“九龙治水”的弊端一天比一天突出，导致监管效率低下。未解决国资监管效率不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白准确地提出了要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003年5月，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此来实现了国有股东出资人机构明晰、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初步结束了长期困扰国资监管的“九龙治水”问题，截至2005年，31个省区市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机构全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