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新质生产力”解读为，以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的附加价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
最近内地电视剧《繁花》热播，大家看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股票市场和外贸市场的活跃。迄今经历了两轮经济周期，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期待《繁花》再次盛开。这一次的催化剂就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繁花》的主要故事集中在1991年至1994年，大结局观众看到的是1997年浦东东方明珠的建成和香港的回归。而去年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国企改革和4500万工人下岗。
《繁花》是《漫长的季节》的镜像故事，都在讲九十年代，一个讲乱花渐欲迷人眼，万紫千红总是春；一个讲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001年中国加入WTO变成全球工厂，经济再次迎来了《繁花》似锦的年代，并在“四万亿”的刺激下盛开得更加耀眼。一直到2011年，经济每年的增速都在8%以上，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再次进入到了《漫长的季节》这样一个状态。
2019年4月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内经济存在下降带来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国家去年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后，专家学者给出一系列解读。例如黄奇帆认为，以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的附加价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
换一个角度，作者觉得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可以从三个类别或者维度去实现。与普通人关注消费，投资和淨出口“三驾马车”不同的是，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理解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关键指标。二十大报告就指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笔者看来，理解经济下行最有代表性的数据还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世界银行在2020年发表了一个研究指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全要素生产率是基本稳定在三个百分点左右。
世界银行还发现，2010年至2019年，中国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贡献和前十年相比基本是相同的，这十年经济下行还在于全要素生产率从前十年的3.1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1个百分点。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在2010年至2019年的下行是一个全球的现象，过去大家说的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这样一个“新常态”，本质上是全球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从直觉的角度来说，2010年至2019年恰恰是移动网络和平台型科技公司发展最迅速的十年，如果我们始终相信传统智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新科技和新业态应该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那为什么数据上看不到这样的结果。
过去大家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技术创新能够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其实头部企业在过去二十年里规模慢慢的变大、财富慢慢的变多，但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少。
大家可以想一想，过去常说的“破坏性创新”或者“创造性破坏”，到底是创新多，还是破坏多？过去的经验是不是遇到了新情况？国内争议较大的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的竞争，怎么样才可以健康发展？这样一些问题都比原来想像的复杂，不能说只要是新技术、新业态就一定是新质生产力。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分成“赢家通吃型”和“水涨船高型”，前者会拉低全要素生产率，后者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所形成的生产力，就接近于中国政府2023年9月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笔者把进一步学习先进管理实践能力带来的生产力称为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史丹福大学的Nicholas Bloom教授提出，管理实践也是一种生产力的新理论。不同企业在管理实践上的能力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对企业业绩表现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个概念听上去似乎很普通，但大家绝对不能小看。Bloom教授是过去十年发表纪录排第二位的经济学家，排第一位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Acemoglu。此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4年评选出了25位顶尖青年经济学教授，Bloom教授和Philippon教授分别排在了第一位和第二十位。
Bloom教授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平均来说，有30%来自于企业管理实践的差距，在一些国家这一贡献度甚至超过50%。用不同维度的管理指标打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能力相对过去有很大的提升，平均得分高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另外，虽然中国平均得分高，但是企业之间的管理能力差别较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巴西。
很显然，第一类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技术创新是不容易获得的，需要长期的努力，但Bloom教授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先进的管理实践能力是一种软技术，是可以在短期内提高的。
Bloom教授带领团队在印度纺织公司进行实践，采取五个月的标准化管理实践改进的企业，在一年时间里相比未改进的同类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了17%，利润多出30万美元，而这一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为745万美元。
能够反映出说明企业管理实践能力差距的另外一个例子，体现在疫情期间。虽然供应链冲击影响了很多企业的业务，但是发达国家一些创造高的附加价值的企业采取“在家办公”的效果很好，以至于疫情结束后很多工作还能够继续在家处理，但是大多数人应该亲身体会过，中国企业在疫情期间采取“在家办公”的效果并不太理想。
Bloom教授与自己的学生、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合作，在携程进行了“三天公司办公，两天在家办公”的实验，约1600多名员工去参加了，囊括了工程师、产品经理、研发及财务部门等多个岗位。结果发现，员工的工作效率不降反升，员工的满意度大幅度的提高，离职率也下降了35%。
因此，提升管理实践的能力，形成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应该加以重视和推广。关键是企业之间，城市之间，政府之间相互学习，让好的管理实践能力尽快得到扩散和传播。
第三类新质生产力来源于尽快消除要素资源错配和扭曲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作者觉得，中国企业体现在管理能力和科学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错配带来的扭曲造成的。
中国经济学界过去十年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就是理解资源错配对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束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谢长泰教授、宋峥教授、白重恩教授等人。谢长泰与合作者研究了中国企业在1998年至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如果中国企业的劳动和资本能够达到美国企业1997年的配置效率，就可以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
笔者自己曾做过一张表，用二十多个以D开头的英语单词来形容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比如赤字、债务、违约、去杠杆、贬值、通缩、贫富差距、脱钩、去风险、去碳化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错位、资源错配。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把资源错配带来的扭曲和束缚看作是一种与新质生产力不匹配的旧生产关系。消除这种扭曲和束缚就是建立新质生产关系，形成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第三类新质生产力。
所以上述三类新质生产力，同样对应三个D开头的英文单词，Diffusion（能力扩散），Discovery（促进发现），De-Distorton（消除扭曲）。
如果用金字塔来形容，第三类和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处于底部和中部，第一类新质生产力处于顶部。如果咱们不可以把底部和中部的基础夯实打牢，顶部也很难培养出来，即使有一些突破，仍然会面临短板，继续被“卡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