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概念的泛化反映了社会借用军事斗争智慧的价值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内涵的稳定性发生了变化
作为战争指导的重要方面，战略现象可能与最原始的战争一样久远。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战略现象并无特定的指代词汇（如，在我国“战”、“略”两字连用最早见于《晋书》，英文中“strategy” 的词源也只是追溯到古希腊），但战略现象的内涵始终是稳定的。在 20 世纪以前，人们特别难看到“战略”被离谱地发挥到战争以外的领域。
从词汇生成的角度看，“战略”一词是日文借用古汉语的“战”、“略”之形对英文单词“strategy” 的意译，后又通过清末民初的翻译引介风潮，转入了汉语语境，成为战争指导的专有术语。而在此之前，中国的传统兵学更愿意用“兵略”、“兵法”等字词来指代战略现象。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strategy”在西方出现了泛化趋向，这种趋向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变得更明显。20 世纪 50 年代，伴随着“冷战战略”、“和平战略”、“道德战略”、“心理战略”等词汇的出现，各种“去战争化”的战略定义开始不断涌出。如，法国学者米克什认为，“战略总是实力和手段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协调艺术”；博弗尔则主张，“战略可成为一种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的科学，亦即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思维方法”，等等。
在我国，战略概念的泛化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其泛化速度、程度在极短的时间便形成了赶超西方之势。如今，透过战略全局、战略眼光、战略高度、战略问题、战略层面、战略意识等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已看不出还有多少战争层面的指代；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安全战略、经济战略、外交战略、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战略、生存战略、竞争战略、地缘战略、开发战略、文化战略等所谓学科研究，更是让战略研究处于尴尬境地，以至于不加上 “军事”限定词已很难对战略本意做准确定位。
客观分析，战略概念的泛化是社会价值通约的表现。社会别的行业从战争领域汲取智慧、获取灵感， 是一种历久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记载，战国时期，周人白圭精于“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谷物成熟时收购粮食，出售丝、漆 ；蚕茧收成时买进帛、絮，再把粮食出手。白圭解释自己的商经，“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作为人类社会斗争最激烈、较量最集中的领域，战争的宏观筹划、策略选择，无疑最能体现对抗、风险和复杂条件下人们对效率与理性的处置和选择。当今时代，面对科技浪潮和信息社会的冲击，人们尤其需要在竞争与交融中找寻共处和发展的智慧，这也使得与战争领域相关的范畴，尤其是战略所具备的方法论意蕴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阐释。
毫无疑问，战略概念的泛化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现象，而且具有合理性，不过这种合理性并不代表战略本源意义的合理性丧失。定义和概念，标示的是特定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战略概念源于战争实践，只要战争现象存在，只要战争指导的主体不发生质的变化，其本源意义就不应出现动摇性、颠覆性的拓展和引申。再者，概念泛化不过是对原有概念的比照性发挥，若本源概念变更，泛化而来的概念势必也会丢失类比的基础和方向。
值得警惕的是，战略概念的泛化及其形形 的定义性解释，的确带来了一种庸俗化倾向 ：战略可当作万能标签，一旦有需要的场合，哪怕是具体的战术层次的军事问题，都可以为其缀上“战略” 以显高度或重视。或许这并不会带来具体事件或具体场合的理解混乱，但这种庸俗化却很容易让军事学研究者乃至战争指导者的视线混淆，得出误导实践的理论阐释。
二、战略概念的模糊反映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和平取向及思维惯性，但这不意味着战略概念的内涵出现了时空分裂
战略概念的泛化，并不单纯体现在别的行业对战略概念的借用，还常常表现为：经借用演绎后的“战略”概念重新再回到战争和军事领域，造成“战略” 使用的界限模糊。这其中，一个需要我们来关注的现象是：与战争对立的范畴，如“和平”、“平时”等，也都成为了战略的限定词。
把“和平”、“平时”作为“战略”的前缀，不 自主地树立了一种观念和实践偏向，即：战争期间的战争谋划与和平时期的策略选择可以是独立的， 甚至是不相关的。如此，平时的战争准备行为与战时的战争实施也可以被割裂，这种时空认知的界定势必导致战略概念的模糊和混淆。
应当承认，随着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大国的和平塑造能力在慢慢地加强 ； 而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争破坏力的增大、战争进程的加快，也使得“和平”较之战争，似乎更是一 种常态。但这决不是对战略进行时空切割的理由。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和平则是两次战争之间的结果。战争与和平的频繁转换使得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力量建设和力量运用从来都是相互依存的。作为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战略所关照的不应只是战场拼争，和平时期的力量建设显然也不能为了建设而建设，而应当有明确的战争指向。
当今时代，由于战争耗费惊人、破坏力巨大， 战败的打击对于任何国家，包括最富足、最强盛的国家来说都是致命的。如何准备战争、打赢战争， 过去是、现在是，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会是战略 家和军事理论家关注的重心，不可能因为战时或平时的交错，会产生多大的差异或改变。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尤其是频历战事的强国的军事实践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经历了 9 次调整，每次调整都是围绕未来战争的可能样式、爆发地点、维持的时间、作战对象等基本问 题做出回答。
如 ：二战结束到 1952 年之前“遏制战略”时期，美国准备打二战样式的战争；50 年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目标是打赢一场“闪电式”核大战；60 年代的“灵活反应战略”，则实行“两个半战争”方针 ；70 年代的“现实威慑战略”，强调以打常规战争为主、准备打有限核战争，同时变“两个半战争” 的战略方针为“一个半战争”；80 年代“新的灵活反应战略”，又回归到准备打赢各种战争，侧重打中低强度战争，并立足打持久战 ；当前，美国奉行的向和“敌对国家”发动主动进攻的“先发制人” 战略，则将“不对称作战”提高到了战略层面上。
当然，“和平”战略、“平时”战略的出现不完全是战略泛化的原因，这其中也有人们和平麻痹思想滋长的因素，它集中反映了社会安定和平带来的思维惰性和惯性。一个时期以来，受相对和平环境的影响，有人对国家安全环境的严峻性认识不足， 忧患意识和战争观念淡漠 ；而对战略概念的时空模糊认识，正是这种意识在军事学术研究中自觉不自 觉的体现。和平作为战争的对立物，从来都要靠战 争来赢得。
指出 ：“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这是没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 主观指导战争的能力。”如果战略筹划和指导的对象偏离了战争全局，漠视平时和战时的天然联系，将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和准备战争割裂开来，势必降低主观指导战争的能力。如此，在未来信息化战争中， 就可能陷入被动乃至失败的境地。
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人类学会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却还未学会赢得永久的和平。当今时代，尽 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世界仍不安宁， 政治变故、领土争端、宗教冲突、恐怖事件、生态危机等矛盾广泛存在且时常激化，战争依然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坐视军事战略概念泛化，让“和平”模糊战略指导者的视线，是很危险的。
三、战略概念的异化反映了军事学术界对战争研究对象的认知错位，这对战略实践和军队建设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战略概念泛化淡化了战略的专属性，为了区分所谓的安全战略、经济战略，战略常常需要加上“军事”作为限定词以还原其本义。这很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地解读 ：战略是筹划、指导军事全局或军事斗争全局的方略。如此，战略概念的研究对象不再是战争全局，而是军事斗争全局。这种偏差，更确切是种异化（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对战争指导实践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小视的。
战争与军事是不同标准的产物。战争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形态，它相对的范畴是和平 ；军事是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社会范畴相对。战争实施以及平时的战争准备不仅要使用军事力量，也要包括战时政治、经济、科技、动员等一个大的体系，将战略研究限制在军事斗争全局是一种相对狭隘和偏颇的概括。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战争筹划、力量准备还是战略研究，都把“战争”（War）而不是“军事”（Military）作为核心指向。
美国的各级、各军种指挥院校都冠名为 War College，如Army War College、Naval War College 等。War College 在中文通常译为军事学院，也有译为战争学院，表现出国内对于“战争”和“军事”的区别不是那么敏感。实际上，War College 的教学内容是针对战争的要确定的，科研选题是根据战争的需求提出的，训练是着眼实战要求展开的，规划决策是为应付战争和设计战争运作的。
应当指出，由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现代， 军事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可用军事手段慢慢的变多。近年来，“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手段地位的提升，尤其成为了一些学者主张将战略概念中的“战争全局”改为“军事斗争全局”的理由。战略定义与战略研究涉及的范围是两码事。一方面，不能认为没有把战略定义成“军事斗争全局”，就把“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排斥到了战略和战略研究的视野之外 ；另一方面，丰富的军事实践活动并不能改变战略的定义，“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也没有突破战略本源的内涵与外延。
战争历来伴随着形形的军事斗争，“非战争方式军事斗争”只是战争行动的延续与补充。任何一场战争的胜利都不是单靠战场争斗实现的。从中国古代战争时期的伐谋伐交，到我军在战争年代的瓦解敌军 ；从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间接路线”，到二战前期法西斯德国的恫吓外交，乃至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的“震慑行动”，无不围绕实现战争目的展开。
当然，在和平状态下，我们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形式各异的军事斗争，如军事外交、军事威慑、军事冲突与危机处理、军备控制与裁军、边海空防斗争、国内平暴制乱行动等等。但这些行动或为遏制战争的爆发，或为赢得战争准备时间，或为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本质上都从属于战争。退一步讲，这些行动在社会演进的漫长时期内一直存在，但历史上也从来就没因为战争之外还存在别的斗争形式，就将战略研究的对象随意泛化。
战略产生于战争实践、发展于战争实践，离开了或偏离了战争实践，都可能会引起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失误，乃至失败。目前我军的重要问题是存在两个不适应，我军建设长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不够。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是由我军的根本职能决定的。
只有具备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有充分的能力基础。”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围绕打赢战争所做的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始终应是战略筹划的核心，始终是军队遂行各种任务的基础和依托。对此， 军事学术研究，尤其是战略学研究者应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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