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国际交往的新起点，以数字化平台为中枢，不断深化国际传播内涵，构建涵盖多元主体、多种文化、多重语境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成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递中国声音的应有之义。在后疫情时代，系统论为国际传播提供了新思维和新方法。
国际传播的本质在于分享信息、交流合作与建立共识。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可为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形成内宣外宣联动、多元主体协同、相互连通互惠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格局和世界交往格局提供借鉴，从而推动“全球交往体系”的建构和“可沟通的世界”的实现。
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总体设计需要系统论思维。系统论思维首先强调的是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差异化与整体性。差异化即每一个子系统都需要制定目标任务，整体性则强调各子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共同服务于国际传播总目标。用系统论思维建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就是要对国际传播进行系统化、制度化的战略规划设计，使国际传播涉及的主体、渠道、技术、信息、规则等要素围绕总体战略目标相互配合、发挥作用，实现传播的有效落地并达成目标，进而服务新格局下的国家发展。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涵盖政府、媒体、企业、公众等多元行动者以及国家外交、国际新闻、文化交流等多种交往形态，功能结构分化且复杂。为有效组织主体，有序完成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实现中国声音落地的任务，需细化国际传播总目标，准确定位各主体角色及功能，建立动态平衡、系统协同的战略体系。
以平等交往为指导原则，围绕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全民文化交往体系三个层面，推进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构建。
当前，全球治理正面临新问题与新挑战，地区冲突改变着世界政治格局，冲突次生的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问题也持续影响着世界经济和贸易。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也正面临多重困境。在政治层面，我国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并不匹配；在经济层面，中美贸易摩擦的硝烟尚未散去；在文化层面，“走出去”的速度仍较缓慢，西方文化主导的局面依然存在。不仅如此，伴随着数字技术全面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国际传播的行动主体、议题、渠道呈现前所未有的多元化，信息流动的不可控性日渐增加，交往规则被深刻重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领域隐匿的诸多风险也开始显现。
以上种种，召唤着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帮助中国掌握全球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实现国际传播的转型与升级。尽管当前世界仍深陷疫情困境，但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多边外交仍旧是中国国际交往的主线。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应从国际交往出发，以多边关系为主轴，由战略目标、战略主体、战略渠道、战略话语、战略规则、战略行动、战略评估等维度共同构筑。其中，组织平等对话、传播共通话语、达成全球议题共治、实现成果共享，既是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目标，也对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整体构建起着基础性作用。
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构建，第一步是要以政府为中心，主动制造“中国话语”、提出“中国方案”。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输出，涉及国际关系、国际规范等复杂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打通各方话语的隔阂，建立政府、媒体、企业、专家等主体无障碍沟通的平台与机制。同时积极吸纳世界各国力量，共同建设全球力量参与的新型智库平台，提高全球议题设置能力。其次，推动各国政府间行动网络的建立，促进中国方案的广泛传播。为提升全球对中国方案的认同，应通过政府间合作将共商共治策略广泛传播，促成中国话语与全球话语间的共识。
媒体建设是构建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基础工程。当前，我国主流媒体虽已在多国建立驻外媒体机构、形成全媒体矩阵并依托全球社交平台发声，但依然存在国际传播渠道覆盖不全面、与当地媒体合作不充分、内容定位缺乏特色等局限。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需围绕提升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目标，聚焦渠道与内容的双重突破，实现精准传播。
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渠道建设，需要从主流声音影响与边缘声音到达两个维度出发，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同时从技术层面达成中国声音的全方位触达。这需要依托中国实力丰沛雄厚的传统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其新媒体平台，也需要借助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新锐社会化媒体平台等。纵观近年来的全球媒体布局可发现，科技助力媒体转型已成为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举措，无论是BBC主打VR内容，还是NBC创办Peacock流媒体平台，科技公司与老牌媒体融合在推动一国声音触达世界各角落方面发挥的作用已经显现。因此，在搭建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时尤应注重跨界合作，应适时调整传播、科技、通信之间的关系与产业布局，建设国际智能媒体沟通平台。
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的内容建设，需要寻找差异化定位与文化对接策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及其对国际传播的内容定义始终存在于国际舆论场之中，要想在西方主流媒体构筑的国际传播格局中传递中国声音，我国媒体必须要思考如何凸显中国视角，提升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形成差异化报道风格、内容与形式。媒体落地需要文化支撑，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需要两步走。第一步是语言对接，CGTN的阿拉伯语频道、BBC在印度和西非推出的新闻频道使用当地语言，都体现了媒体对国际传播中语言精准对接的重视。第二步则是文化翻译，既要考虑国际传播对象的文化内涵，又不能缺失传播者的文化渊源。因此，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应积极寻求与国外媒体及当地公众的合作，在议题选择、叙事方式层面均应最大限度地考虑文化差异与文化对接的可能，实现中国价值与中国观点的有效传递与接纳。
交往是中国与世界产生联系的底层逻辑，数字技术搭建了全球交往网络，跨文化交流生态正在形成。构建符合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的全民文化交往体系成为未来国际传播的应然走向。
全民文化交往体系基于全球社交平台，遵循数字媒体制定的新型交往格局与规则；立足民间这一主体，注重国际传播自下而上的底层逻辑。民间的文化交往包括公众个体、民间组织等的广泛参与，是促使国际传播由独白过渡到对话的重要的条件。全民文化交往体系依托当前主要国际社交服务平台，积极拓展中国科技力量助推的社交平台在全世界内的应用，精确定位不同圈层中的核心文化要素，以分享激发文化间交流兴趣并达到认同，打造中国和世界文明与文化的知识共享地。
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表现为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中国特色全民文化交往体系三个维度构成的融合结构。其中，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话语体系以政府力量为主要推动力，致力于打造全球议题的中国方案，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推广。建立政府、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企业等联通、协同的智库平台，秉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聚焦全球治理，以平等对话为原则，就当前重要的全球议题共商共治，建设中国和全球战略议题的集成空间，并形成各国政府间行动网络，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媒体为主要抓手，致力于打造具备新理念、新功能、新技术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铺设国际交往与中国声音传递的基础轨道。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一方面作为国际传播战略体系的内部桥梁，需要打通政府、智库、媒体、公众之间的区隔，实现多元主体在达成国际传播整体目标过程中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聚焦国际一流媒体建设及多元渠道的全面铺开，推动科技与媒体的深层次地融合，探索精准、差异、融合的传播形式与内容，旨在解决中国声音的特色化传播、全方位触达与传播信任问题。全民文化交往体系从底层重构国际传播战略体系逻辑、拓展国际交往圈层，从文化语境定位话语方式与内容、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在文化交流中更好阐释与传播中国，实现情感认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构建研究”（22ZDA087）阶段性成果）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